一夫一妻制的由來
在愛情中營建婚姻、以婚姻經營愛情，對於現代人來說是止乎禮、合乎法的選擇。我們接受如斯約定的前提，是一夫一妻制幾乎是公認的男女之間性、情感和家庭關系三位一體的聯系之道。在婚姻中尋找激情，也就成了應有之義。
但事情從來不是那麼簡單，早在公元前3-4世紀創制一夫一妻制的雅典，梭倫法典中對夫妻關系的約定就加入了一絲強制色彩：老公每月須與妻子行房最少三次。
雅典公民以自由人倨傲自稱，除狎昵男童引為當時風尚之外，他們還理直氣壯地為自己花樣百出的非婚激情生活辯護，我們擁有情婦，是為了享受快感；納妾，是為了讓她們每天來照理我們。相形之下，娶妻只是為了有一個合法的後代和一個忠誠的家庭女衛士（德謨斯泰尼辯護詞《駁斥尼埃拉》）。
在當時的劇場裡，盡管也有妻子抱怨老公不忠的戲碼，那多是因為妻子的失寵，將使得子女失掉正統繼嗣的地位，母子身臨遭受他人奴役的窘境。歐裡庇得斯的《美狄亞》，上演的就是這樣一出悲劇。遵照梭倫法典的規定，如果一個雅典男子，逞一時貪欲驅使犯下強奸罪，所受的懲罰還不如誘拐一個男童嚴厲。
先哲亞裡士多德就是在這樣的民俗、制度條件下，提出了最初的一夫一妻制道德：老公或妻子與非婚伴侶發生性關系，都是一種可恥的行為。鑒於男女間的相互忠誠對希臘人而言還是一件十足陌生的事，亞裡士多德不可謂不是那個時代孤獨的道德家。
另一半用來指稱婚姻對象、伴侶，是沿用至今的契口。它甚至還附帶了這樣一層浪漫色彩，互為情欲對象的雙方，在太初是一體的人神。這是古希臘戲劇家阿裡斯托芬的構想，當初卻是用來解釋男-男的愛戀。因為如果男童只有半個男體，那麼他就有可能愛上男人了。
《會飲篇》所記載的這場兩千多年前的口角，可能仍是史上對人類的戀愛觀影響最巨大的一次。在這場談話中還有主張女子主持家政的色諾芬和以積極道德論者面目出現的柏拉圖。阿裡斯托芬的言論，遭到了柏拉圖的強力挑戰。他指出貪戀男童的肉體，和隨之而來的厭膩，不可避免地造成創傷。
肉體之愛與靈魂之愛從此對立，但頗為滑稽的是，這種柏拉圖之愛卻被後世發揮於非婚的男女之間。
情欲的支點是顧及被愛者的榮譽、尊嚴，以及在抵禦求愛者時表現出合乎情理的執拗；而在這條尋找真愛的道路上（被蘇格拉底-柏拉圖命名為發現愛的真諦），後世的男女發現一路上灑下的誘餌越來越多樣，契約、財產、子嗣、乃至身份的訴求，或成為阻止人們找到另一半的理由。
夫妻榮耀團
一夫一妻關系從創制到社會認可，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直到了羅馬時代，結婚協議需通過官員或祭司的認可，它才從私下的家庭契約一躍進入公民體制。在經過對當時墓志銘的研究後，找到了非貴族政體下婚姻相對比較穩定的證據。
在一個古羅馬人寫給妻子的信件中，第一次發現了對配偶以您相稱，您無法相信我有多麼想念您：首先，是因為我愛您，其次是我們還沒有分離的習慣……到我習慣去看您的時間，我的雙腳會情不自禁地被帶到您的房間。 這對小別的新婚夫婦間的情愫，是我們現代人所能理解的婚姻中的愛情。
上至古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下至斯多葛主義者穆索尼烏斯之流，所留下的文字記載裡，我們都能見到一種表述得與現代觀點幾近相似的倫理，在當時被命名為夫妻榮耀。《夫妻戒律》中的忠實原則提請人們注意，一種香水的氣味會讓人發狂，當老公與其他女人發生關系時，妻子們也會瘋狂。
男性自願承認忠誠是一項婚姻的義務，但這同時出於一種道德節制的自律。具體而言，通奸的錯誤在於撕破了男性之間的關系網絡，古羅馬著名的通奸法對於誘拐他人妻子，因而造成對老公侮辱的行為給予嚴懲，但與未婚女性通奸的行為則不在此列。
在整個建基於兵團軍事建制的帝國之內，忠誠歸於夫妻榮耀不如說歸於夫妻榮耀團，婚姻倫理的實質類似於兄弟道義的衍生，用話說就是，朋友妻，不可欺。
貞操帶與放蕩
獨占的性愛被婚姻所壟斷，對夫妻間的快感的限制也越來越具體，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前，三種條理清楚的重要法典控制了各種性實踐，它們是教會法、基督教士守則和民法。婚姻關系是各種限制最集中的中心，對妻子忠貞的憂慮也帶來了一系列荒誕不經的發明。
貞操帶無疑是個中翹楚。這種用銀箔、或金箔打制，內裡襯以棉墊的裝置，前後折攏起來，像一副密不透風的鋼盔，兜住從胯部到小腹的敏感地帶。狹小的鎖孔裡，漏出的不是眼睛射出的一道寒光，而是憋久了的酸腥尿液。而唯一的一把鑰匙，要麼就在老公手裡，或者就在丈母娘手裡。有些女孩十二歲開始就戴上這副冰冷的家夥，直到新郎的開啟。
現在慕尼黑國際博物館、威尼斯、馬德裡王家珍品收藏館等都藏有這副貞潔的鐐銬，而中世紀直到文藝復興的佛羅倫撒、貝加莫等地都是其知名產區。
但任憑什麼金鎖、銀鎖也關不住一顆向往浪漫愛情的心。不受約束的騎士階層變成了整個私通社會舞臺上的主角，騎士們荷槍跨馬，到處追逐名媛貴婦，到最後多半不能結成姻緣，就要求女方為了愛情保持貞潔。
頭戴面罩的騎士與胯披枷鎖的戀人重聚，最富儀式性的一幕，要數吹蠟燭。 據《婦女百科全書》載，這是在當時最流行驗證清白之身的方法，要是女方能把一支剛剛熄滅的蠟燭吹得重新燃燒起來，則證明姑娘尚是完璧，為情人保住了心中的火苗。
愛斯基摩人的妻子
西方一變為基督教世界後，一夫一妻制的正統地位就牢不可破。除了在邊陲的未充分開化地帶，倫理才不得不遷就當地的實際條件。在十五世紀旅行到北極的日耳曼人南森，就曾記下北境邊民的罪孽，格陵蘭人犯得最多的是第七戒（不可奸淫）……遺產的傳承、家世和系譜對他們來說意義有限，他們看得最重的是孩子。
愛斯基摩人的妻子，比當時歐洲各國的女性保有更開放的性自由，這被視作理所當然也只是重新證明了一點：婚姻制度的肇始，是為了在穩定的社會關系中創造族群繁衍的條件。反之，特定時期的全民生殖焦慮，則可能在夫妻倫理上大開方便之門。
1650年2月19日的紐倫堡議會，就通過了一項這樣的決議。公告稱：鑒於居民在血流成河的三十年戰爭中大量死於刀兵、疾病和饑饉，神聖羅馬帝國的利益要求恢復人口……在今後十年內，每一男子得娶兩個妻子。
因為戰亂等緣由，公權力乾預生育政策的例子，在人類歷史上不可勝數；但直接變更婚姻制度的，1650年紐倫堡法案可謂奇葩。至於那裡是否在之後引起了一場倫理災難，則在歷史上未見記載。
不婚主義者的恐懼
對於婚姻受到社會制度安排一面的不滿乃至絕望，在現代條件下孕育了丁克乃至不婚的群體，但這也不是太陽底下的新事，早在羅馬帝國晚期，享樂主義、犬儒主義和斯多葛主義者，就為是否贊同婚姻，爭得不可開交。
享樂主義者和犬儒派是反對婚姻的，他們的論據是，若是婚姻只為了繁衍後代，人完全可以像動物那樣，先結合，然後就分開。斯多葛主義者據此反駁，一旦人們被認為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做人的職責就包含在各種使命和義務的整體之中：而婚姻是個體生存借以獲得普遍價值的義務之一。
就連斯多葛主義者也承認，婚姻尤其讓人恐懼的一面，具體到受制於家務的憂慮，包括必須加熱鍋中的水，送孩子們上學，替嶽父做事，給妻子提供羊毛、油、床和杯子。但此等要求是否與過一種符合個人德行的要求相違的呢？
在一部題名為《婚姻是哲學的障礙》的著作裡，一位晚期斯多葛主義者反證了婚姻之為生活的拖累，它的負擔反而在於以衡量利弊的遊戲來權衡結婚與否。到頭來，於此持有憂慮的人（享樂主義者和犬儒派）也做出讓步：如果說婚姻與個人生活相妨礙，那也只是因為沒有處於理想的環境。
真要擺脫婚姻帶來的生育尷尬，現實的出路或許有一條，就是做愛斯基摩人的孩子！
烏托邦的性
如果說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一夫一妻制道德的籲求，還只是個人的烏托邦；那麼柏拉圖在《法律篇》中，則把他的道德理想國建基於婚姻關系之上。
婚姻首次從對共同體有益的角度得意全面檢視，柏拉圖的要求於今看來也頗為苛刻：婚姻要避免富人之間的聯姻；對新婚夫婦要進行仔細的檢查；還要規定老公在整個生育年齡期間只讓合法的妻子受孕，而沒有其他性關系。
性與婚姻從來都被烏托邦的構造者置於重要的地位，與柏拉圖嚴守一夫一妻的道德理想國相對，托馬斯·莫爾在十五世紀謀劃的早期共產主義實驗田，盡管對男女之間的聯姻抱著更開放的態度，甚至試婚制度也被引進這個人人為他的王國。
前者將婚姻關系中的雙方提升到遠超出當時現實的對等地位，而後者則渴望著對性資源實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相隔千年的狂想，兩者共通之處是：發生在烏托邦裡的性，都要經過眾人眼睛的審查。
頗為吊詭的是，柏拉圖理想國的道德高壓之下留有的唯一餘地是：婚外性關系的發生，假使真的逃過了城邦內男男女女的眼睛，可考慮不加以追究處罰。
